序

李云雷

在王祥夫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中国美学的独特韵味。王祥夫好像并不是在“写小说”，而只是在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中剪下了一角，稍加点染，便成为了一幅意趣盎然的画，一首意味隽永的诗。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他的小说也为我们描绘出了当代中国的众生相，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王祥夫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典型的浮世绘。

如果我们做一下比较就可以发现，即使题材相近的小说，王祥夫小说的处理方式也与西方作家不同。比如王祥夫

《

愤怒的苹果

》，显然借鉴了斯坦贝克

《

愤怒的葡萄

》

的命名方式，但我们可以看到，

《愤怒的葡萄

》

描述的是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农村破产的悲惨景象，作者的侧重点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掠夺与农民的悲惨命运。

《

愤怒的苹果

》

讲述的同样是一个破产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却更具有“中国特色”。小说中的农大毕业生亮气，因为承包果园与当地乡民和当权者展开的无奈抗争，小说通过对三次“白条大战”的生动描绘，将中国人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和重重叠生的矛盾纠葛层层推进，在市场运行规律下荒谬绝伦的“哄抢”，在乡土逻辑中却显得“合情合理”，让我们看到了转型期中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比如，王祥夫的

《

风车快跑

》

写风车的母亲去世了，他惊慌失措地去公墓买墓地，却意外地被当作神经病关在了医院里，家人找他找不到，他也无法出来，而陷入了一种荒唐的境地。马尔克斯2008年的短篇小说

《

我只是来打个电话

》，写的也是一个人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故事，但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强调的是正常的人生命运如何被偶然因素彻底改变，更富哲理性。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女性，故事也主要在她、她丈夫与精神病院之间展开；而在王祥夫的小说中，则更多中国人重视的伦理关系因素，风车的母亲、妻子和兄弟在小说中都是重要的因素，在推动着故事的进展，小说讲述的故事虽然荒诞，但也透着暖色调，并不像马尔克斯小说的色调那样诡秘与阴冷。

王祥夫最近的小说中，关注的是当下社会的精神状况，而这又集中表现为对道德的脆弱性的关注。在

《

驶向北斗东路

》

中，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了十万元钱，他既想归还失主，又想据为己有，在内心的矛盾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小说通过一幕幕富于戏剧色彩的转折，写出了我们社会当前的道德状况。关注当代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是19世纪以来文学的重要主题，“上帝死了”，在上帝所代表的那种绝对价值体系崩溃之后，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都在回应这样的问题，其中有痛苦、挣扎、思辨与迷茫，他们的作品也可以视为在新旧价值观之间挣扎的记录。在中国也是如此，在传统中国的道德、价值与伦理体系崩溃之后，人与人之间相处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那些最为基本的道德标准是否仍然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与思考的。王祥夫的小说通过对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准则的思考，也在回应这些问题。比如拾金不昧是传统中国的美德，但在今天却会遭遇重重障碍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

《

驶向北斗东路

》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传统道德在当代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困境，那就是人是否应该“见死不救”？如果救人的话，会遭遇怎样的困境？小说通过故事的重重曲折，让我们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这些基本准则所遭遇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王祥夫虽然在关注与思考人类道德生活的基本问题，但他关注的方式并非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那样，以痛苦的思辨进行无穷的追问，他的关注方式是中国式的，是从

《

红楼梦

》

》

中来的，他将这些重要问题纳入当代中国的世俗生活中，通过对世相百态的描述，通过个人内心的纠缠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纠葛，显示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这种举重若轻的叙述姿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