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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节(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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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降清的汉族官员却对南征表现得最为热衷,由其是在清军入关之后降清的汉族官员,几乎都一力主张,不与南明政权共存,以清代明,以武力走统一全国之路。

因为只要是有明朝继续存在,那么这些降清的汉族官员就只能背负着叛臣的骂名,只有让满清统一了天下,自己才能取得正统的名份。因此他们都竭力怂恿多尔衮决策南征,不断上书,大谈江南民风脆弱,不胜刀兵,不难平定。而南明政权腐败无能,君昏臣暗,武将骄横拔扈,文官党员伐异,内耗不断,腐败无能,只要清军的大军一到必然势如破竹,扫平江南之地。

面对这两种意见,多尔衮也有些左右为难,他当然是想一举统一天下,但心里也确实觉得没有把握,尽管多尓衮也对江南民风淳弱,对南明朝廷的腐败无能有所了解,但多尔衮心里也十分清楚,满清自身的兵力有限,八旗军满打满算,也不过十余万人马,加上汉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足二十万,而且满族人口稀少,补充兵员也非易事。面对一个地域比自己大数十倍,人口数以亿计的庞然大物,要说一点也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不过促使多尔衮下定决心南征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随多尔衮率军入关的洪承畴,对于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就直言指出:“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故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

应该说洪承畴确实是一语中的,说中了事情的本质,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的税赋收入、达官勋臣的俸禄支出,军民百姓的生活物资供给,对南方漕运的仰赖也越来越大。北方对南方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己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不是仅靠毎年几十万两白银、绸缎之类的岁币就能够解决的。

而且北方经过十几年的农民军动乱之后,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恢复,如果失去了南方的供应,北方很难支撑下去。因此江南之地,不仅仅是为了统一天下,同时也是满清想在中原立足的必须之举。

因此多尔衮这才下定了收取江南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试探南明朝廷的反应,给督师江北的史可法写了一封信,内容当然是充满了威逼恐吓的意思,看一看南明朝廷是如何应对。但信刚刚送走,立刻就接到了山东叛乱的告急,多尔衮心里自然有些不自在。

不过因为方大猷也没完全弄清楚,自己对手是什么人,因此在奏折里也写得语焉不详,只能说成是一般性质的地方明朝官员百姓发动叛乱。

正因为如此,多尔衮到也不太在意,在他看来这次山东叛乱本身并不算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一群明朝的地方官员和一些民间百姓组织起来的反抗斗争,这种事情在过去清军入关奔袭中,也经常发生,但怕只怕这消息传开之后,在清军的占领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那就有些麻烦了。另外如果南明朝廷在对此加以利用,比如出兵配合,或者派出官员巡抚这些地方,也都会对清军的统治十分不利,只为在这些地方扑火,也会拖得清军疲于奔命。因此对这次山东叛乱也不能轻率处理。

但相对于山东叛乱,另一份公文对多尔衮来说,却更令多尔衮烦心一些,这是以当今的大清皇帝福临的名义发给多尔衮的诏书,内容当怨是表彰多尔衮率军入关之后的功绩,将他的功劳比作昔日的姜尚、张良,总之是充满了溢美之辞。

乍一看这份诏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就是问慰了多尓衮劳苦功高,而且多尔衮也值得慰问。但多尔衮的什么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一看就明白,这里面是话里有话,明里是问候自己,实际是对自己不放心,由其是把自己比作姜尚、张良,满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大多数人对《三国演义》的故事都十分熟悉,谁都知道,在《三国演义》里,水镜先生司马徽就把诸葛亮比作姜尚、张良,因此诏书实际的意思,就是让多尔衮学诸葛亮,尽心当好一个托孤的忠臣。

现在多尔衮和郎哈济尔并列为摄政王,而又是这一次入关的主帅,可以说现在清朝满汉八旗的所有精锐人马都在多尔衮的掌握之中,而多尓衮本身又有颇有雄材,另外还有两个兄弟多铎和阿济格扶助,现在攻入北京己经两月有余,北京的周边地区也都安定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也该给皇帝一个明确的答复了,如果打算占领明朝的土地,那怕只是北方的土地,也应该把皇帝接到北京来,如果是打算抢掠一番再退回关外去,那么也该有个回复。如果仍然这么对盛京清廷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恐怕就会让人怀疑,多尔衮是否是打算在北京自立为王了。

要说多尔衮对皇位没有野心,当时是不可能,但他心里也清楚,现在还不是在北京立自的时候,虽然满汉八旗的所有精锐人马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但他们的家眷老小却都在关外,一但自己扯旗自立,他们未必会死心塌地的垠随自己,因此不如把福临从盛京接到北京来,一来表示自已没有私心,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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