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节（3 / 5）

。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广东设造币厂试铸银元，光绪十五年开始铸造，次年流通于市场，计分五种：一号库平72钱，二号36钱三号144钱，四号072钱，五号036钱。正面光绪元宝四字用满汉两种文字，上环“广东省造”，下环以“库平七钱二分”标称，背铸龙纹，亦称龙洋可用于商品交易、完粮纳税。不久又有湖北、四川等先后成立造币厂，铸造银元，遂使中国银元在市面开始流通。

后来，洋人银行进入中国，又开始发行各自的纸币，弄得中国货币市场一片混乱。袁世凯统一使用袁大头，对稳定中国金融秩序是有功劳的。在此基础上，徐天宝准备在东北统一使用东北银行发行的中国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规范货币市场，规定“中国元”为中国唯一合法之货币，其他货币皆为非法。但是，为了让市场有一个缓冲期，其他货币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兑换。

第二是大力兴办公共工程，徐天宝计划自己执政的前四年，每年用于兴办公共工程的开支要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其中最大的是建筑铁路和公路。其次是修建公共建筑物与住宅、开垦荒地与改良土壤、整治河道、开凿运河和架设桥梁、、更新铁路设备等。

第三是扩大外贸和新贸易政策，以生产为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逐步减少向外国的借款，甚至最后不再向外国借款。禁止外汇自由，防止将私人财产转移到国外。同时在贸易时尽可能采用中国元结算，或者干脆以物易物。在国际货币制度还是金本位的前提下，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本国积累财富。

在军事上，未来的战争是属于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的，因此，中国为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徐天宝认为，要承担起这个重任，这支军队必须具有以下几项特性：必须是快速反应部队，依靠交通工具实现快速运输；必须装备先进的武器；必须建立完整的后勤体系，随时为军队输送需要的一切；后备军事力量不经过预备役训练期就可以直接上战场。

为此，徐天宝队国防军再一次进行了改变，取消了“旅”的编制，师部直接管理团部，编制指挥更加灵活；徐天宝认为人才是军队的核心所在，所以对军事教育制度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每个省都设有至少两所初级军校，每年挑选其中成绩优秀者送入东北和保定军校深造，而徐天宝自己则出任这些军校的校长。与之配套的，还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振华集团每年的收入也有大部分被投入到国家财政中，主要用于矿山、石油、水力、电力、大型工厂等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政令不断发布，各路军阀表示服从中央的通电也在一份份的发布，新疆都督杨增新、安徽都督倪嗣冲，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广东都督龙济光，江西都督李纯，湖南都督汤芗铭，福建都督刘冠雄、云南都督唐继尧、广西都督陆荣廷等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随后冯国璋和雷震春也接受了江苏、浙江两地咨议局的决议，出任江苏都督和浙江都督，并旋即通电表示拥护徐天宝。

1913年10月，原本在云南的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经界局督办。徐天宝夺取北京之后，给蔡锷的新任命是新兵训练营总办。蔡锷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他请了一个长假，说是要回云南老家省亲。徐天宝准了假，还派人在蔡锷临行前送来了一些西药，其中就有磺胺，嘱咐蔡锷要定时服用。

蔡锷领了假期却没有真的会云南，而是坐上火车，沿着京沈铁路去了沈阳。他要亲眼看看，徐天宝和袁世凯到底有什么不同。

初到沈阳的第一印象就是路宽车多，沈阳街道平整宽敞，而且路面很干净。街道上的行人秩序井然。沈阳街道上汽车和脚踏车众多，比北京还多。两种车辆各自在花了线的街道上行驶，南来北往，并行不悖。蔡锷还发现沈阳街道上每逢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个指挥交通的岗亭，四面挂着红黄绿三色灯。蔡锷觉得煞是新鲜，一问周围人，才知道这叫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是写进了小学课本的，即便小童也倒背如流。

蔡锷的第二个印象就是沈阳学生的精气神，就外形而言，东北人本来身材就高大，而且提个普遍都结实，这没什么稀奇的。但是蔡锷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之中，分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那时候的自己，一腔热血，一心就想学了本领救国救民。

“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蔡锷在每一所学校门口都能看到这样的巨型标语。

蔡锷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他摇了摇头，继续在沈阳城内到处转悠。三天之后，蔡锷提前消假，立刻到着手新兵训练工作。

情报科的人立刻把这一事情上报徐天宝，三天时间哪里能够往返云南？其中一定有诈。徐天宝到只是笑笑，说道：“入彀矣。”随即将文件圈阅，示意不必再查。

时间一晃就到了3月，列强有关新政府的承认问题还悬而未决，只有德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承认了新政权，英法意日俄都是含糊其辞。徐天宝忍不住了，他直接以大总统的名义约见朱尔典。

朱尔典一身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