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节（3 / 4）

，是徐巡阅啊！稍等片刻，我换件衣服！”范旭东咚地一声关上了门，徐天宝和沈翊清等人在大风里等了十来分钟，沈翊清直嘀咕这个范旭东太没礼貌了。

换好衣服的范旭东领着几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把徐天宝和沈翊清迎进了屋子里，徐天宝看了看这件大瓦房，只见里面堆满了实验的器皿，烧杯、试管、酒精灯一应俱全。地上还堆放着一些盐和石灰。

“徐巡阅，我来为您介绍，这几位是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硕士陈调甫、上海大效机器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李烛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侯德榜，汉阳铁厂任化验师吴蕴初。”范旭东很自豪地说道：“这些人就是我们久大的全部研发团队。”

徐天宝上前，与陈调甫等人一一握手，随后问道：“范先生，说说你的盐吧。”

范旭东笑道：“制盐方法，由于资源不同、各地自然条件地差异。制盐方法各不相同，可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辽宁、直隶、山东、淮北、福建、广东等地地盐主要为滩晒；江苏的淮南、松江、浙江各场之盐。有用板晒地，有用釜煎地；四川、云南的井盐大多为汲卤煎制；山西、陕西、甘肃、蒙古、新疆等省的池盐则系晒制。滩晒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法，盐池设在盐滩附近，滩分为沟滩和井滩两种。所谓沟地处指在近海之处事前挖掘土沟，以便容纳海水。井滩是指在距海坡稍远的地方。选样碱地卤旺之处。挖井汲水，然后晒盐。

首先开沟纳潮，将湖水导入储水用的大圆地池以备晒卤之用，于晒时将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专供晒卤用的方池。这些池自七层至十一、二层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卤之处在长芦、辽宁盐区叫卤台。退潮之后，海水流经数个方池。层层套晒。经日光蒸发逐渐浓缩为卤，当卤水已形成时。乃放入卤台，并导入成盐的小池，遍撒种盐以促使其结晶，最后将结晶之盐扫起即成。如果滩地距海较远，则掘井汲水晒制。井口直径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后，晒法同前。由于滩晒方法简单，制成之盐成色又好，所以多数地场区采用此种方法，滩晒之数大约为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二强。就质量而言，以滩晒最为坚实、味咸，釜煎次之，板晒最差，制盐成本又以滩晒最为节省，每年春秋两季，如逢天气晴朗，生产相当顺利，场价每斤不过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较高，从四厘到一分不等。淮南、浙西煎熬成本与辽宁相比，相差数十倍。

范旭东顿了段，说道：“当然了，成本低并不一定利润高，更不代表盐税高，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郑昊笑着解释，“两淮盐税每年达到2300万元左右，长芦也有1100余万，除了这两个，连粤盐盐税也比咱们多，在800万元左右，而辽宁之盐税，不到700万。”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发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全同税率划——，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终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两淮地一半），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而东北各省，因为是祖宗隆兴之地，盐税正额只有区区043两，加价也不多，每百斤还不到08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盐税从来都是国家和中央税收，但自辛亥革命以来，各地纷纷截留，基本不送交中央。所以才有后来袁世凯用盐税做抵押借款的故事。在袁世凯看来，既然中央反正都是收不到款子，还不如抵押出去换取外国借款。只要洋人同意，就不怕各省的官僚不肯，毕竟大多数官员，无论革命党也好，立宪派也好，保守派等，都对洋人退避三舍，若抵押出去，只能乖乖认命交款。

徐天宝又问道：“范先生，你不是说已经生产出了精盐，而且厂房也在盖了，怎么我到这里一看，还是一片盐碱地呢？”

范旭东苦笑道：“我不光做精盐，还主张改革盐制，废除盐引，这让很多盐商恨得我牙根痒痒。要不是看在我各个范源濂在京官，这久大盐场里还有您的股份，早就给打上门来了。现在呢，他们危险工人不许来我们厂上工，不许为我们盖房。所以，厂房迟迟没有动工~！”

徐天宝叹了一口气，“范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