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节（3 / 6）

的一个立正，高声说道：“请大总统放心，不管什么党在大选中胜出，我们全体将士一定全力效忠大总统，竭力维护大总统的地位！”

段祺瑞走了之后，袁世凯却笑不出来了，自己回老家那几年，北洋的将军已经隐然自成体系了，自己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把他们当手下使唤了。现在要用他们，要恩威并施，而且其中恩要占多一些。

中华民国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不仅袁世凯为代表的行政当局关注，也牵动着各方面的注意。“选举法”虽然对选举资格作了种种限制，但从参与度上来说，经历了大规模调整，各省登记的选民共有四千万以上，占总人口四万万的998，约每十人中便有一名选民，较清末谘议局选举则增加了24倍以上。

虽然因选民由各省自报，其间不无浮报和滥报，但辛亥革命后民主空气高涨，“选举法”放宽选举资格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历史发展这个角度来说，“选举法”还是多少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反映了人们要求民主权利地愿望，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吸引力。

蒙疆得到暂时的安定之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明年即将到来的大选上了。选举是个好东西，因为权力职位总会有人追逐，如何保证掌握权力的人不残害苍生，化公权为私器，日夜寻租；如何保证占有职位的人能够真正为百姓服务，一切考虑从大众出发，唯有通过选举的方式。人类发明这东西，也是为了避免残酷血腥权力争夺战再次发生，避免权力为一二独裁者所完全掌握，不受任何牵制约束。在选举的过程中，竞争权力者需要当众宣誓，将他未来可能给百姓带来的福利预先告知，同时，竞争权力者发表努力展现其能力，说服选民投他一票。

由于中国百姓对选举这玩意儿几乎一无所知，所以选举是闹出了许多笑话，某议员议员于选举时运动各人投票，打开投票箱唱票时，唱票员发现有的选票没法念出来。因为有人在选票上花了一只鹅，下署被选举人名；更有人绘一龟上复系以韵语，末句有云“画只乌龟出他丑”。又有乡议员某，运动乡人时，乡人说饿着肚子呢，没空来选举，那医院候选人就从怀里摸出几只烧饼，给那几个乡人吃。乡人吃饱了肚子，就随便在选票上涂鸦了几笔，后来这个议员当选，乡人皆呼之谓“烧饼议员”。

孙文卸任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已经宣誓就职，临时参政院也挪到了北京。现在的中国表面上已经和平了，实则是暗流涌动，同盟会不甘心大权旁落，试图在一年后的总统选举中卷土重来，袁世凯更是不甘心被《临时约法》束缚，被参议院夺了大权，成了空桶子的大总统，他这种枭雄人物怎么会甘于充当汉献帝那种橡皮图章呢？此刻他正加紧拉拢各方的实力派。

两年后就是一战，多年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俄国被打了个稀里哗啦，连沙皇都被列宁给灭了满门，英法德奥等传统欧陆强国更是血都要流干了。这是中国发展的天赐良机，但同时也给了中国的劲敌日本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另外一个时空，中国因为袁世凯称帝和军阀混战没有抓住这次机会，日本则充分的利用了一战的良机，从一个三流国家一跃成为准一流的强国。巴黎和会之后成为国联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从此正儿八经的跻身为列强俱乐部的成员。这段历史令所有中国人痛心疾首，徐天宝自然也不例外，而在现在这个时空，他绝对不允许同样的事情重新再发生一次。

234政治会议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西方国家制度思想的引进，近代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期。面对清政府被推翻后的权力缺失，政党政治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当原有政治体系受到重创而无法恢复功能时，政党是重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在那些传统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不仅仅是辅助性组织，而目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对处于近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在迫切需要一个或者以一个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的整合时，填补这一政治权威真空的最佳组织—政党也就自然应运而生。

1912年下半年开始，全中国的人们似乎都忙着竞选，各式各样的政党都纷纷粉墨登场。唯独东北和热河，没有出现政党遍地的景象。这一来是因为中华民族复兴党和徐天宝控制的严，而来也是徐天宝觉得此时的国民和中国对于政党政治那一套还完全没有准备好。

当然，这只是徐天宝的个人想法，要让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党的党员们明白这个道理，还是需要时间和解释的。因此，徐天宝从呼伦贝尔回到沈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党员会议。

徐天宝一开始就很不客气地说道：“现在我们看到的多如牛毛的政党，都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而建立的。在其实施运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这表现为:“党派林立，党争不休，原则模糊，独立依附，惟利是趋，本性使然，党中见党，派复有派，分和无常，脱党跨党，进出自由，党德败坏，因人而党，主义无别，政见雷同”等等。所以，至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