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节（4 / 5）

根庙。乌泰发动叛乱之时，还大肆驱逐汉民出境，引起两族人民的相互残杀和抢掠，吴俊升虽以“期抚兼施，先战后和”为宗旨，并“严戒兵弃，其蒙人非骑马持枪与我敌对者，妄杀一人，以军法！论”。

5月12日傍晚，吴俊升率所部追至葛根庙。葛根庙是科右前旗地位最高的喇嘛葛根的本庙，不仅墙垣高厚，而且集中了叛军精锐，防守坚固。吴俊升部虽历战数日，但勇气百倍，愈战愈勇。他们在附近山顶上架起大炮，向庙内轰击。炮火将庙中大殿的西南角轰塌，殿上的铜顶也被打落，管带曹俊奋不顾身，率先登上高墙。乌泰等只得趁夜半时分突围，向北面丛山中的乌泰王府逃去，吴俊升继续率部追击。

吴俊升部一直追到归流河南岸，叛军在北岸依险布防，双方隔河对峙。与此同时，吉林、黑龙江等其他各部平叛军队也都取得胜利。黑龙江省还派出一支生力军，前赴王府夹击乌泰。乌泰见事已至此，不仅沙俄的军队未曾露面，就是外蒙古的军队也未见一兵一卒前来支援，不由得心灰意冷。畏于政府军的威力，乌泰决定放弃王府，逃往索伦山中。

乌泰不久被俄国人从索伦山中救出并逃往外蒙的首府库伦，后任库伦政府的“刑部副大臣”。

216三论三招

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虽然能暂时掩盖一些问题，但是那只是掩耳盗铃，不解决根本问题。比如外蒙搞的独立，沙俄在背后撺掇固然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晚清在蒙古当地的一些得不偿失的新政，也是难辞其咎。

不过，话虽如此，徐天宝为了鼓舞全国人民支持收复蒙疆的信心和士气，也结合后世后人的总结，写了一片名为《安定蒙疆三论》的文章。

首先，文章开篇便旗帜鲜明地指出，面对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

徐天宝在文章中说道：“沙俄选择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国内政局动乱之际，策动外蒙“独立”，用心委实歹毒，也确实给我中华安定边疆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中华仍然具有不少有利的条件。首先，库伦集团的卖国投敌活动，不仅遭到广大蒙古人民和许多爱国王公、喇嘛的反对，而且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因而反击沙俄侵略，乃是民心所向，正是所谓的得道多助。

相比之下，沙俄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沙皇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强取豪夺，反动统治已面临崩溃的边缘。尽管沙俄的侵略野心很大，但也有不少困难。比如中国离蒙古近，而沙俄离蒙古远；又比如沙俄公然肢解中国，不顾列强的反应，不光中国人民反对，世界列强也反对。这就是所谓的失道寡助。

因此，如果中国能在外交上军事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可以挫败沙俄帝国主义对蒙古的侵略扩张活动的。

其次，要必须十分注意加强边疆地区的建设。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败，长期忽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经营，致使经济、文化、交通处于落后状态。这不仅影响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边疆百姓生活贫苦，也给国防的巩固带来严重的影响。由于物资贫乏，补给困难，中央在边疆地区的驻军很少，因而一旦有事，便难以应付。外蒙与内地横隔沙漠戈壁，交通极为不便。因此，徐天宝在文中特别提议修建一条沿着张库大道的张库铁路。（清政府曾有关于加强边疆建设的议论，并有修筑张库铁路的建议，但又认为张库铁路收益不大，因而改建了京绥铁路，致使张家口至库伦的交通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必须因地因敌制宜地编组部队、讲求战法

根据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用兵作战利于骑兵，不利于步兵。外蒙叛军大部是骑兵，行动快速。这就多少弥补了其数量不足和组织不严的弱点。政府军的装备虽优于叛军，但多数是步兵，行动缓慢，当一地吃紧时，增援部队往往缓不济急，不免遭到损失。

徐天宝在文章中说道：“在蒙地作战，出探搜索及传达命令，以及抄袭御敌迅速，非有得力马队，万难取胜”。因此，需要就地招募和改编部队，组建骑兵营、团，并从后方增调骑兵旅，从而大大改善部队的机动能力。同时，还要增配火炮和机枪，进一步加强了步兵的火力，有效地遏制叛军骑兵的突击。在战术上，应该采取多路协同，迂回包抄等战法，既避免了敌骑的袭击，又增加了歼敌的机会，从而改变被动局面，取得作战的胜利。

这片篇文章首先在沈阳和东北的各大报纸刊登，随后迅速被全国各地的报纸转载。一时间，如何安定蒙疆成了茶余饭后人们的谈资。要是你不说上两句蒙疆的话题，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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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定蒙三论之外，徐天宝还有另外的三招，第一招曰挖墙脚，主要的执行人是顾维钧

被徐天宝点名要来的顾维钧正与徐天宝畅谈世界局势，顾维钧伸出一只手，岔开五指说道：“欧洲英法德奥俄互相为敌，剑拔弩张，多则十年，少则五年，欧洲必有一战。届时，德奥与英法沙俄为敌，以小博大，必败无疑，正是我们废除与德奥两国不平等条约的大好时